人物生平
出身家学
刘鹗出身官僚家庭,但不喜科场文字。他承袭家学,致力于数学、医学、水利、音乐、算学等实际学问,并纵览百家,喜欢收集书画碑帖、金石甲骨。其《铁云藏龟》一书,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,“甲骨四堂”中的二堂(罗振玉号雪堂、王国维号观堂),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。而刘鹗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《铁云藏龟》等书,更是其拓印、系统研究古文字及其演变过程的代表作。
人物生平
早年科场不利,转而行医和经商。光绪十四年(1888年)至二十一年,先后入河南巡抚吴大澄、山东巡抚张曜幕府,帮办治黄工程,成绩显著,被保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,以知府任用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,应外商福公司之聘,任筹采山西矿产经理。后又曾参与拟订河南矿务机关豫丰公司章程,并为福公司擘划开采四川麻哈金矿、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铁矿,成为外商之买办与经纪人。二十六年(1900年)义和团事起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刘鹗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,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。三十四年(1908年)清廷以“私售仓粟”罪把他充军新疆,次年死于乌鲁木齐。
社会关系
即便如此“谤满天下”,刘鹗在当时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。在政治上,他依靠父亲刘成忠和王文韶,李鸿藻的“年谊”关系,和李鸿章,张曜的同僚关系,以及自己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(季皋),李经迈(少穆),王文韶之子王稚夔,王钧叔等人的关系,走通萧王善耆,庆王奕勖的门路,和一时号称清流的官吏如端方,徐琪,赵子衡,宗室的溥佟,以及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社会活动也极其活跃,除了太谷学派同学之外,他和宋伯鲁,汪康年,方药雨,沉荩,狄楚青,大刀王五等人也是至交,先后参加了东文学社,农学会,保国会,救济会等社会团体。对外方面,因福公司的关系,和英国,意大利商人关系密切。同时,和日本驻华公使也有交往。自己在北方掌握了天津“日日新闻”一张报纸,在南方则和上海的多家报纸均有紧密联系,足以左右一些舆论。有着这样复杂的国内外的背景,刘鹗虽仅有候补知府衔,却无形中具有一定的社会势力,因而遭人所忌,被诬流放。
治河业绩
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善于河工算学,热衷于西方新兴的科学技术。刘鹗秉承家学,结合他一八八八年在河南,山东等地治理黄河的实践经验,写有“治河五说“,”三省黄河全图“,”历代黄河变迁图考“,”河工禀稿“。其中,”治河五说“,”三省黄河全图“和”历代黄河变迁图考“,再加上算学著作“弧角三术”,“勾股天元草”,在刘鹗生前即有刊本。这五部著作,使刘鹗的治河业绩被统治者初步认可,并因“学术渊源,通晓洋务“被推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,”以知府用“。
爱好擅长
早年学医的刘鹗,在扬州一度悬壶济世,写有“温病条辨歌诀”和“要药分剂补正”。“老残游记”中那个摇串铃走四方的郎中老残,就是他自己的写照。
刘鹗精通乐律,是广陵琴派的传人,曾为其琴师张瑞珊先生刊刻了“十一弦馆琴谱”,还刻有“抱残守缺斋手抄琴谱”(现存残稿),并喜欢收藏古琴。他所藏的唐琴“九霄环佩”,琴面有黄庭坚题记,后来归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近世四大名琴之中。在繁忙实业之余,刘鹗还热衷于收藏古物碑帖,研究三代文字。他的“抱残守缺斋珍藏碑帖”,“抱残守缺斋中头等碑帖”(残页),“抱残守缺斋书画碑帖目”,以及近人鲍鼎所辑的“抱残守缺斋藏器目”,虽非他藏品的全部,也足见其收藏的广博精深。
他早年即与罗振玉结识于淮安,延罗为西席,之后更是结为儿女亲家。罗振玉和最早接触甲骨文字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,接触殷墟甲骨,便是得见刘鹗收藏。受罗振玉影响很大,后与罗结为姻亲的王国维,与刘鹗四子刘大绅友情深厚,同随罗振玉游学东瀛。所以可以这么说,“甲骨四堂''中的二堂,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。而刘鹗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“铁云藏龟”,“铁云藏货”,“铁云藏印”和“铁云藏陶” ,更是其拓印,系统研究古文字及其演变过程的代表作。
理念主张
刘鹗生当封建王朝统治即将彻底灭亡的前夕,一方面反对革命,同时也对清末残败的政治局势感到不安和悲愤。他认为当时“国之大病,在民失其养。各国以盘剥为宗,朝廷以□削为事,民不堪矣。民困则思乱”(给黄葆年的信)。他要求澄清吏治,反对“苛政扰民”,以缓和阶级矛盾。在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的情况下,他开出的“扶衰振敝”的药方是,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,筑路开矿,使民众摆脱贫困,国家逐步走向富强。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:“晋矿开则民得养,而国可富也。国无储蓄,不如任欧人开之,我严定其制,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。如是,则彼之利在一时,而我之利在百世矣。”但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步伐并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下,刘鹗对外商又多所迁就,其所定之制往往有损于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,因此“世俗交谪,目为汉奸”。
学派
刘鹗信奉太谷学派,为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弟子李光炘的得意门生之一。他曾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,“一事不合龙川(李光炘')之法”,“辄怏怏终夜不寐,改之而后安于心”。又在《老残游记》中借玙姑与黄龙子之口宣扬他所承袭和发挥的太谷学派精义,以为宋儒理学的理、欲之分不近人情;在处世接物上倡导以人情为根据,做到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。同时认为儒、释、道三教殊途同归,其根本都在“诱人为善,引人处于大公”。他又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,该派的“圣功大纲,不外教养两途”,推黄“以教天下为己任”,而自承“以养天下为己任”。太谷学派之精神对刘鹗一生思想、行事及小说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