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生平
杨慎自幼聪颖,十一岁即能作诗。十二岁,写成《古战场文》,众人皆惊。进京后,写《黄叶诗》,为李东阳所赞赏,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。明武宗正德六年(1511)中式辛未科殿试一甲第一名(状元),赐进士及第,授翰林院修撰。正德十二年(1517)八月,武宗微行出居庸关,杨慎上疏抗谏,被迫称病还乡。
此外,杨慎的父亲也是明朝的三朝老臣——内阁首辅杨廷和。
明世宗即位,被召至京师,任经筵讲官。嘉靖三年(1524),“大礼议”爆发,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於左顺门,撼门大哭,自言“国家养士百五十年,仗节死义,正在今日。”世宗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,当场杖死者十六人。十日后,杨慎及给事中刘济、安磐等七人又聚众当廷痛哭,再次遭到廷杖。杨慎、王元正、刘济都被谪戍。
杨慎动身前往戍地云南永昌卫。从前其父廷和当国之时,曾经裁撤锦衣卫冗员,有怀恨在心者趁机埋伏在途中,伺机加害杨慎。杨慎有所准备,处处小心。驰骋万里,到达云南之后,几乎一病不起。
两年后,杨廷和生病,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,其父病愈后又返回永昌。不久,率家奴协助平定寻甸安铨、武定凤朝文叛乱。嘉靖八年(1529),杨廷和病逝,杨慎获准归葬其父。此后,或暂回四川,或在云南省城,或停留于永昌,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。
世宗因大礼议之故,对杨廷和、杨慎父子极其愤恨,常问及杨慎近况,大臣则回答杨慎“老病”,世宗才稍觉宽慰。杨慎听闻此事,更加放浪形骸。常纵酒自娱,游历名胜。《乐府纪闻》称他“暇时红粉傅面,作双丫髻插花,令诸妓扶觞游行,了不为愧。”终世宗一世,六次大赦,杨慎终不得还,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,但无人敢受理。杨慎年近七旬时,曾返回泸州短住,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。嘉靖三十八年(1559)七月,卒於戍地。明穆宗隆庆初年,追赠光禄寺少卿,明熹宗天启时追谥文宪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喜藏书。早年,明司礼监大藏经厂,贮列朝书籍甚富,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。据传曾攫取数册《永乐大典》据为己有。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,戏以窃书之名。家有“双桂堂”,为读书、贮书之所。曾编撰有《杨氏书目》,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《笠泽堂书目》中有记载。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,将他与杨士奇、吴宽、茅坤、宋濂等并列。著述多至100余种,李调元刊《函海》时,曾作专辑收录所著之书。重要结集有《升庵集》散曲有《陶情乐府》。
评价
褒
李贽在《续焚书》中说: “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,人品俊伟,然得弟读之,益光彩焕发,流光百世也。岷江不出人则已,一出人则为李谪仙、苏坡仙、杨戍仙,为唐代、宋代并我朝特出,可怪也哉!” 李贽恨不得“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……俨然如游其门,蹑而从之”。(《读《升庵集》》
袁宏道:“人有言曰:‘胸中无万卷书,不得雌黄人物。’然书至万卷,不几三十乘乎?除张司空外,更几人哉。吾于汉刘向、唐王仆射、宋苏子瞻见之,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,吾于杨升庵、李卓吾见之。”(《袁宏道集笺校》卷五十五)
王夫之称杨慎诗“三百年来最上乘”。(王夫之《明诗评选》卷五)
周逊《刻词品序》中称他为“当代词宗”。
王世贞:“明兴,称博学、饶著述者,盖无如杨用修。”
焦竑十分推崇杨慎,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著作,经过校对订正,编辑成《升庵外集》一百卷,刻板传世,并在《升庵外集题识》中盛赞道:“明兴,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。”
顾起元在《升庵外集序》中说:“国初迄于嘉隆,文人学士著述之富,毋逾升庵先生者。”李慈铭:“有明博雅之士,首推升庵;所著《丹铅录》、《谭苑醒酬》诸书征引该博,洵近世所罕有。”
胡薇元《岁寒居词话》说:“明人词,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。”
钱允治《类编笺释国朝诗余》选杨慎词达118首,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。
《明史·杨慎传》:“杨慎博物洽闻,于文学为优。”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:“慎以博洽冠一时,其诗含吐六朝,于明代独立门户。”
明末朱之瑜晚年讲学日本,教育日本学生安东守约说:“明朝文集极多,好者亦寥寥……如杨升庵、李空同集,极佳。”(《朱舜水集》卷十一《问答三》) 小宅生顺问:“扬雄、司马氏鸣汉家,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,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?”朱之瑜回答说:“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……”(《朱舜水集》卷十一〈问答四〉)
简绍芳〈升庵先生年谱〉说:“公颖敏过人,家学相承,益以该博。凡宇宙名物之广,经史百家之奥,下至稗官小说之微,医卜技能、草木虫鱼之细,靡不究心多识。……平生著述,四百多种…学者恨未睹其全也。”顾起元《升庵外集序》说:“文人学士著述之富,无逾升庵先生者。至其奇丽奥雅,渔弋四部七略之间,……唐宋以来,吾见罕矣。”
纪昀更赞曰:杨慎“可以位置郑樵、罗泌之间,其在有明,固铁中铮铮者矣。”
近现代的陈寅恪说:“杨用修为人,才高学博,有明一代,罕有其匹。”
贬
陈耀文,对杨慎的博学颇感不服,特作《正杨》一书,指出《丹铝》诸录中的150条错误。万历年间,胡应麟仿杨慎《丹铅录》而作《丹铅新录》、仿杨慎《艺林伐山》而作《艺林学山》,一面订正杨氏笔误,指出:“千虑而得间有异同,即就正大方”;一面不满于陈耀文“哓哓焉数以辨其后”,自以为“求忠臣于杨氏之门,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天”。
胡氏此举,被“时人颜曰《正正杨》”,朱国桢对之评曰:“(自)有《丹铅录》诸书,便有《正杨》、《正正杨》,辨则辨矣,然古人古事古字、彼书如彼、彼书如此,原散见杂出,各不相同,见其一未见其二,哄然相驳,不免为前人暗笑。”迨于清世,四库馆臣既说:“慎于正德、嘉靖之间,以博学称,而所作《丹铅录》诸书,不免瑕瑜互见,真伪互陈”,又说:“耀文考证其非,不使转滋疑误,于学者不为无功。然衅起争名,语多攻讦,丑词恶谑,无所不加,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解《新唐书》者,亦不至是,殊乖著作体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著录了杨慎29种著述,一一加以考评,虽承认杨慎“博洽冠一时”,《丹铅》诸作“疏殊虽多,而精华亦复不少”,但就总体言之,还是站在正统立场,对杨慎其人其学每多贬抑,如说他“好伪撰古书,以证成己说”,责他“取名太急,稍成卷帙,即付枣梨, 为编,只成杂学”等等。由于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为官修之书,故自面世流传后,杨慎即长期被冷落,一直不被重视。流风余波所及,以至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儒学世、中国思想史著作中,多无杨慎的一席之地。